瑶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迫使瑶族先民迁居频繁，“进山唯恐不高，入林唯恐不密”，他们以深山老林为居，与毒蛇猛兽为邻，故山岗雾露、盆郁结聚、风寒湿热，不易疏泄，而致百病发生。为了本民族的健康、繁衍，瑶族先民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疾病的斗争中，总结出如何利用自然环境创造各种医疗工具，并如何鉴别百草精华而疗疾，从而谱写了丰富而独具特色的瑶族医药史。瑶医在诊治用药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在诊断方法上，他们除了采用望、闻、问、触外，还常用甲诊、目诊、掌诊、舌诊、面诊等；在治疗方法上，除采用本地丰富的药物资源内服、外敷外，还有垫、挂、佩、洗、熏、烫、灸、针、拔、按、掌、扣、刮等。瑶医在医治跌打损伤、风湿骨痛、毒蛇兽伤、妇科杂症以及避孕、绝育等方面，有独特的疗效。另外根据药物的性味功能及主治特点，总结出独具一格的“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等104种瑶医常用药，并进一步发展为1700余种。所以发掘、整理、研究瑶族医药必须看到瑶医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瑶医资料存在的客观性，增强发掘瑶医学的信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要想把自己积累和总结出的医药经验用文字的方式系统地反映和传授给后代是很困难的。虽然在明朝时期，瑶山中就有一些神书、歌本，瑶族中也有一部分人认识汉字，但为数不多，加上封建保守思想的长期影响，在传授医术、秘方上都是口授心传，只传子不传女，传一不传二，有的甚至到临终时才传授，因此很少能著书立说、流传于世，故而瑶医理论体系迟迟未能形成。有关瑶医的记载可散见于诸多史料，如《后汉书?南蛮传》中写到瑶族“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宋苏颂的《图经本草》称砂仁“今唯岭南山泽间有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灵香草“唐人谓之玲玲香，亦谓之玲子香”。周去非则在《岭外代答》中进一步记载了灵香草可治疗感冒、发热、腹痛、腹泻、头痛、腰痛等疾病以及可用来避孕、绝育等。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描述瑶家妇女上山采药的情景，“方春时，瑶女数十，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另外，在宋代有关医籍中还有“忽遇药箭 ，急以刀剜去乃不死”的瑶医外科手术记载。清代，瑶族从“……善识草药，取之疗人疾辄效”到“耕作之暇，入山采药，沿寨行医”，说明医疗的范围和交流有了新的发展。

另外，从其他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中，我们也可看出瑶族医药文献资料存在的客观性。如《记录汇编?卷六十》云：瑶人“山中多板木、滑石、胆矾、茴香、草果、槟榔诸药，时时盗出市博鱼盐”；《乐昌县志》也载有“邑有瑶，不知始于何代……，惟其人尚诚信，常以药菜、材木运入肆，交易无欺”；《曲江县志卷三》亦曰：“瑶人盘氏姓，盘瓠之后也……平时多出街头圩贸易，或负药入城，医治颇效”；《岭南记蛮》有“蛮人（主要指瑶族）以草药医治跌打损伤及痈、疽、疮毒、外科一切杂症，每有奇效”的记载。可见如此丰富的瑶医资料散见于各种史料中，加紧发掘与整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建立和完善瑶医资料的大势所趋。

解放前，由于瑶族居住环境特殊，又处于封闭自守、刀耕火种的经济状态中，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少，又无自己的文字记载，故而许多丰富的瑶医资料散在于民间，并存、融汇于民族风俗之中。如桂平盘瑶六月六的“洗澡节”用“百草药”煮水洗澡，与当今药浴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金秀一带的瑶族则善用食疗“药粑”来达到驱虫的目的，与当今的“药膳”也是不谋而合；再如荔蒲瑶族的药市交流，集贸易与防病治病、提高医药交流于一体，可谓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瑶医与风俗的紧密结合。至于《阮通志》中所载“有病殁，则并焚其尸徙居焉”，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瑶族有“火葬”习惯的真正原因。另外，瑶族在环境卫生的预防、控制病症传播以及生育措施等方面宝贵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必须结合瑶族生活的环境、习俗、意识形态等综合分析，使瑶医这枝奇葩放射出应有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