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社会历史及其与壮医药的关系

第一节 壮族的来源

壮族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早在远古时代，今壮族地区已有人类居住、繁衍。迄今发现的柳江人、麒麟山人、西畴人等近20处人类化石地点，1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横县西津、邕宁长塘、南宁豹子头、扶绥敢造、隆安大龙潭等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田东、宾阳、武鸣、恭城、平乐等地的大批春秋战国墓葬，以及左江流域和云南麻栗坡发现的一批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原始崖画等，都说明了壮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广西史前人类骨骼和现代壮族活体的调查和研究，也支持壮族是我国南方土著民族的科学论断，研究我国南方发现的大量的史前古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表明，壮族与历史上岭南的古代居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在人种上属蒙古利亚人种华南人类型，其祖先最早应追溯到柳江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己具有鼻孔宽阔等热带人类的一些特征，体骨与股骨显示出其身材矮小，与现代东南亚人比较接近。专家认为，柳江人与北京山顶洞人比较接近，都是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但其体质特征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了新时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桂林甑皮岩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其体质特征与柳江人有着继承和发展关系，而且与蒙古人种南亚型接近。这一类居民广泛分布于广西、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很可能是古越人的祖先。通过颅骨测量项目的比较，罗泊湾人与甑皮岩人和现代壮族比较接近。其他体质特征与华南人类型最接近，应属华南人类型，而且可能是长期生活在本地的土著民族。总之，柳江人、甑瓦皮岩人等，与现代壮族人都有着较多、较明显的相似体质特征，说明他们都有可能是壮族的直系祖先。

据研究，壮族系古百越族群支系西瓯、骆越的后裔。据史书记载，其族称又多有变化。周秦时期称骆越、西瓯、南越、濮人等，汉代以后称乌浒、俚人、僚人、蛮夷、百越等，唐宋后有僮人、侬人、侬蛮、侬徭、俍人、沙人等称呼。各地壮族自称也不同，在布越、布土、布侬、布傣、布曼、布僚等20多种，新中国成立后，经民族识别后，统一称为壮族。

第二节 壮族概况

壮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共有1600多万人口(1991年统计，下同)。壮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祖国的南疆，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南至北部湾，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达贵州省从江县，西南与越南接壤。这一辽阔的地区，聚居着全国壮族人口的99.73%。其中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1500多万人口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33.6%，占全国壮族人口总数的93.75%，主要聚居在百色、河池、南宁、柳州4个地区和南宁、柳州两个地级市，有相当一部分与汉、瑶、苗、伺、低佬、毛南、水等族杂居。

壮族人民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壮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伺语族，壮傣语支，分为南壮、北壮两大方言，12个土语区。它有自己的语言系统、构词规律和语法体系。1000多年前，壮族人民就利用汉字及其偏旁、部首创造了"方块壮字"，50年代初，国家及时帮助壮族人民创造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壮文，并经国务院批准推行，从而使壮族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统一的合法文字。

壮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特点突出。如神秘壮观的花山崖壁画、制作考究的铜鼓己有2000多年历史；名目繁多的壮戏，相传唐代就有了；那古代、近代和现代壮族文人数以万计的文艺作品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还有壮族民间的神话、童话、故事、传说、歌谣等，以及壮族民间乐器，如琐呐、蜂鼓、铜鼓、铜锣、笙、策、笛、马骨胡等，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给壮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壮族的舞蹈有"春堂舞"、"绣球舞"、"捞虾舞"、"采茶舞"、"扁担舞"、"铜鼓舞"等等，主题鲜明，舞步雄捷，诙谐活泼，感情逼真，充分体现了壮族劳动人民倔强和爱憎分明的性格。壮族还以能歌著称，壮乡常被称为"歌海"，壮族地区歌多歌美，到处可听到晾亮悦耳的歌声，其特点是善于触景生情，托物取喻，以猜谜、盘问、对话等形式，唱出有声有色、动人心弦、随口即出的歌词。每到好日(各地好日不一)，远近几十千米内的青年男女，都盛装汇集于"歌吁"(即集体唱壮歌的特定场所)，对唱山歌，以表达爱情，进行社交活动。农历三月三日是壮族的传统歌节。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三月三"定为文化艺术节，后演化为国际民歌节，吸引了众多中外民歌艺术爱好者，使壮族民间艺术得以传播和发展。

壮族人民具有许多独特的爱好和风俗。如传统体育项目繁多，赛龙舟、抛绣球、踩风车、板凳龙、赛高跷、抢花炮、打陀螺、跳花灯、打毛毽、高台舞狮、扳腰、跳活棋子、跳三六九棋等，无不使人感到民族精神的振奋。又如传统的住房建筑"干栏"依山傍水，50多种民族服饰有鲜明的特点，图案美丽的"壮锦"、手工精细的"壮绣"遐迩闻名。壮族以大米、玉米为主食，嚼槟榔是传统习俗，有些地方槟榔是招待客人的必需品。"三月三"、"牛魂节"等传统节日有吃五色饭(即有五种颜色的糯米饭，多为紫、黄、黑、白、蓝五色)的习惯。壮族的节日除与汉族相同的外，还有许多本民族的节日，如蚂蜘节、天耕节、牛魂节、三月三歌节、鬼节、糍粑节等。壮族信仰多神，崇拜巨石、老树、高山、土地、龙蛇、鸟类、祖先等。唐代以后，道教影响较深，近年来，一些外国传教士到壮族城镇建立了基督教、天主教教堂，但影响不大；佛教传入壮族地区至少可追溯至东晋，壮族对佛教有抗衡心理，因此影响也不甚大。壮族居民的婚姻习俗千奇百怪、意味深长，如背新娘、拦嫁、以歌接亲、洞房抢蛋、抢亲等，一些风俗沿袭至今。

壮族是一个富于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壮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在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如西颐部族抵抗秦始皇进军岭南，重创秦军，东汉时期反抗王莽统治，唐明期间农民多次起义，宋时打退交趾的入侵及近代的金田起义、黑旗军抗法、镇南关战役、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等，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为维护祖国统一及抵抗外国侵略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壮族的历史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壮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壮族地区的矿产资源、水力资源、海洋资源、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药物资源等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具有开发潜力。与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相应的是壮医药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从柳州、桂林、南宁、百色等处发掘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眨石、陶针、骨针。原始时代穴居野外，由能取火进而制作陶旧石器时代砍砸器(广西百色盆地出土)器，渔猎熟食，有利于人体各组织器官特别是大脑的发育，并减少了胃肠病的发生。在生产活动中，由采集食物进而识别百药，并制造了简单的医疗用具。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壮医药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总结出朴素的理论，大量行之有效的验方、秘方、单方及独特的、丰富多彰的诊疗方法和治疗手段，并在继承发展中发扬光大。

第三节 壮族社会历史概述

一、氏族部落时代(夏以前)

壮族与祖国人类远祖一样，是由古猿演化而来的。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就是原始群，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在瓯骆故地上生活，而且证据比较确切的原始人类是距今约五六万年的"柳江人"。就是说，目前瓯骆故地尚未发现属于原始群时期的古人类遗迹。但从壮族民间流传的"布伯"等兄妹互婚的神话传说中，却又反映出壮族历史上曾经历过血缘婚制(即血缘家庭公社)，相当于原始群的晚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中期)。在这时期，人类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群体共同劳动的，主要以采集为生，但其群体结构比较松弛，彼此的关系也比较松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联合力量才能获取食物，战胜猛兽，获得生存，这是原始人类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必然规律。壮族先民也与各民族一样，经过了一个数万年的氏族公社时期，即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关于壮族历史上的氏族公社制，不仅考古学资料已有所反映，而且在民族学资料中也有其遗迹。如壮族民间流行的舅表婚或姑表婚习俗，就是远古的对偶婚(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称的"普那路亚婚"或级别婚)的遗俗。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是母系氏族公社的鼎盛时期。壮族地区的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最能说明其社会性质的是这类遗址中的墓葬及其所反映的埋葬制度。在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横县西津及秋江、邕宁长塘和扶绥敢造等贝丘遗址中，都发现有集体丛葬的墓地，而且多数是屈肢蹲葬，少数是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在桂林甑皮岩和西津遗址还各发现一处母子合葬墓。二次葬与母子合葬是母系氏族社会最好的证明。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壮族先民以公社为基本单位，一切生产资料及产品归公社集体所有，由氏族长统一分配，一切成员都在公社范围内进行集体劳动，男子主要从事狩猎和捕捞，妇女抚养子女，并从事采集、制衣、制陶等手工制作业。由于妇女对子女拥有所有权及对产品的保管、加工、分配权利，在公社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妇女自然在社会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每个氏族都推选一名氏族长作为本氏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壮族称为"都老"。都老由本氏族中一位年长、能干、有威望的妇女充当，她不仅是本氏族生产、生活的组织者，而且也是产品的分配者，对外代表本氏族。每个氏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作为氏族赖以联系的纽带和氏族的象征。因而人们把最值得崇敬、怀念、有功的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物作为与女始祖有特殊关系的象征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加以崇拜，继而又常常以这种图腾的名称作为本氏族的名称。以后又演变为本氏族及其后代的姓氏。例如壮族有的氏族因崇拜水牛(壮语称"韦")，便有了韦氏族。

到了距今约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壮族地区的母系氏族制度开始瓦解，"父权制"在"母权制"的胚胎中孕育成长起来，并逐步取代母权制，其社会开始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从而改变了男子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这时，水稻生产日益发展，并日益显示出它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逐步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它的生产技术越来越复杂，因而体力较强的男子便自然地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从事制造、革新生产工具，干各种农事劳动，并逐步取代妇女而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使妇女退居到日益繁杂的社会服务和家务劳动中去。因此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这时期壮族先民最显著的进步是在稻田中使用大石铲、石斧、石锄、石镰、石刀等。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标志着瓯骆先民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耕作方式的改进，即由前期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铲耕农业阶段，而耕作方式的改进，又促使耕种面积得以扩大和粮食产量得以提高，从而使瓯骆地区的原始农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瓯骆地区原始居民的活动范围比前期进一步扩大，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不仅分布于江河两岸，而且还延伸扩大到远离江河的丘陵谷地中，说明当地的耕作面积已有了进一步扩大，农业已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传统的"攫取"型经济正向"生产"型经济过渡，先民们开始过上了定居生活。

二、私有制产生时代(商周～先秦)

商周时期，壮族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和军事民主制发展阶段，石器和木器仍是人们日常主要生产工具，社会组织松散，各地部落林立，各治其业，互不统属，兼并战争频繁，一些小部落逐渐被势力较强大的部落所兼并。也有一些弱小部落相互联合起来，以对抗强大部落的兼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以西瓯、骆越为核心的强大部落群体，这种部落战争，不断分化、兼并和组合，此起彼伏，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甚至延续到秦汉。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壮族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和青铜时代，这期间生产工具有了较大改进，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从而导致生产关系变更，父系氏族公社逐步演化为农村公社，私有制逐渐产生，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因此说，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壮族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标志是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这一时期，其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社会剩余产品日益增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以及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创造了物质条件，最终导致原始社会制度的瓦解和阶级社会的产生。

壮族地区氏族公社的解体，是从它内部财产继承方式的变更和私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壮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在氏族时代，土地是公有的，大家集体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由于生产工具改进，公有的土地已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来耕种，甚至家族或个人都可以担当，于是氏族公社暂把土地分给各家经营，天长日久，土地便归家庭所有。壮族称"财产"为daemnaz(tam31 no31)，意为田地(直译是塘田)，可见田地是最早的个人财产。关于财产分配不公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私有，在墓葬中相当分明。以武鸣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的墓葬为例，这些墓葬虽然形式上属于族墓性质，但它已有四个变化：第一，墓葬明器较多的墓穴处于墓地的坡顶中心，而较少的则分布在其四周，表明墓主生前已有了地位高低和贵贱之分；第二，随葬品多少不均；第三，墓坑规格大小不一，差别很大；第四，随葬品的规模、价值、质料不同，显示出财富的多寡及地位之尊卑。其他地点的明器，也说明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和氏族公社的解体。

青铜器和铁器的出现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标志着瓯骆地区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促进了壮族地区农业、手工业、医药卫生、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壮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另外，在这一时期，岭南瓯骆族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地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岭南的土特产品不断运到中原，中原文化及较先进的生产工艺以更新更快的态势传人岭南地区，且岭南越人与楚人文化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故而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部落或氏族首领凭借着他们的威望和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分配权、产品交换支配权，逐步把人们创造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占为已有，从而使部落或氏族内部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部落或氏族首领逐渐蜕变成奴隶主。社会内部分化为"君"、"侯"、"将"、"民"等阶层，这些君、侯、将便是奴隶主，他们不仅把土地山林据为己有，而且把氏族成员变为奴隶，变成他们"会说话的工具"，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攫取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这样，原始的氏族公社便解体，为私有制所代替。

到了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已摸索出一种成功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使自己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些与自然环境相和谐，与其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生活习俗。如人体装饰文化已相当丰富，主要有文身、文面、拔牙、凿齿、服饰、头饰、佩饰等；绘画艺术到了承前启后和富有成就的一个时代，左江流域崖壁画群就是最好的例证；雕塑艺术也得到了发展，主要体现在青铜铸造的模与范的雕塑制作方面，因此又促进了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与繁荣；民间的教育、舞蹈、民歌等文化生活及生活方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一时期，壮族先民盛行巫术，笃信鬼神。同时，壮族医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针刺治病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山海经》(战国作品，作者不详，我国最早有医药记载的书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对医药的认识水平。

三、郡县划一时代(秦～隋)

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岭南越人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地处岭南的越族地区还属蛮荒之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岭南越人才开始进入奴隶社会，虽然这时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地属僻壤，交通闭塞，故仍然是"山高皇帝远"。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岭南地区才开始处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直接统辖之下，成为伟大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地的越族社会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中原地区早已进入了封建制社会，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按照中原地区所推行的郡县制度，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历代虽有所变迁与发展，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状况，汉代至隋代壮族先民分布地区所设郡县，以"初郡"的方式来统治，其特点是：政治上"且以其故俗治"，经济上"无赋税"。结果起到了缓和、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促进民族团结与合作以及促进岭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岭南地区开始形成了奴隶制，东部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与中原关系较密切等原因，生产力发展较快，封建化的进程也较快。而西部地区远离中原，其间山重水复，交通不便，与秦朝中央的联系较困难，则生产力发展及封建化进程较慢，因而岭南地区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呈不平衡状态。

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农业方面，此时已使用铁制工具和牛耕，兴修水利。如著名的水利工程--灵渠，把长江与珠江两条水系联起来，促进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岭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并且在施肥、选种引种、栽培方法等方面得到了改进。手工业方面，随着青铜冶铸业的兴盛，出现了铸造工艺精致、文化内涵丰富、闻名中外的铜鼓。说明壮族先民当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冶铜的提纯技术，冶炼技术水平也很高。同时熟练地掌握了合金技术，以至于至今未能仿制成功。铁器制造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贵港市郊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两把长剑，在地下的泥水里淹埋了2000年，出土时仍乌黑发亮，无丝毫锈蚀，锋利如新。其他如陶瓷、漆器、玉石、纺织、竹木器等手工业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也比较发达。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在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壮族先民有关巫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至今仍可见其遗风。人们笃信鬼神，凡事问卜。另一方面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逐渐深入壮族的人心，壮族先民开始重视教育。这一时期的壮族文学主要是歌谣、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口头文学，从这些传说和故事中，我们可以窥见壮族先民有关的历史、民俗、思想观念等，为我们研究壮族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四、羁縻制度时代(唐～五代)

自秦汉以来，中原封建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这种政策到了唐代逐渐完备并形成制度，在壮族地区出现羁縻州县与一般州县并存的局面。羁縻州县制与一般州县制的区别在于，建制上以部落为基础，行政长官均由原部落酋长充任，其居民不必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羁縻州县可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法律上有相对的独立性，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和法制权。这种制度有其优越性，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羁縻制度是以部落的大小设置的，"大者为州，小者为县，更小为垌"，而且是"互不统属"的分散割据状态，这种分而治之的制度，最终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直到唐朝和五代，桂东地区才逐步封建化，而桂西山区仍属奴隶制。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繁荣的时期，壮族地区的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桂东地区，唐朝至五代壮族先民已普遍使用铁制工具和牛耕，农作物的品种和耕地面积都有所增多，出现稻麦两熟制，粮食产量增加。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唐代壮族先民纺织的各种布和开采的各种矿产及其加工制品，已被唐王朝指定为贡品。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也繁荣起来。但桂西地区仍处在比较落后的奴隶制，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都相对落后。

秦至五代，汉文化对壮族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州、县学的设立，儒家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唐代壮族地区已推行科举制度，因此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思想和生活习俗也随之发生变化，但巫文化仍继续存在，歌圩形成并流传至今。随着壮族地区和中原汉族交流的不断增加，壮族地区的社会、政治、文化、习俗以及医药等情况，通过汉人的著述，得以传播和保留下来，壮族医药见之于文献记载的，自《山海经》、《神农本草经》之后，越来越多。

五、土司制度时代(宋～清初)

宋、元、明、清封建王朝在我国南部和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施行土司制度，即中央王朝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势力的首领为职官，划其疆界，维持他们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风俗习惯。土司制度由羁縻制度发展而来，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的统治与控制，但是这一制度加剧了土官和民众以及土官和中央王朝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壮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最后不得不改土归流。

两宋时期，北方、中原地区战争频繁，严重影响了生产，中央王朝被迫把经济重心南移，采取鼓励垦荒和轻赋措施，加上思想文化的发展，汉族移民的不断增加，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有政治制度方面的改土归流，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壮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方面通过大力兴修水利，改善灌溉工具，同时提高种植技术和增加作物品种，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及采矿、冶炼、铸造等工业也比较兴旺发达，如著名的壮锦即是明清时期的纺织品。商贸和交通也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受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影响的早晚和深浅不同，使东部壮族地区和西部壮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在受汉文化影响早而且深的东部地区，社会发展较快，易于治理，而西部地区则社会发展较落后。到了宋代，东部大多已处在封建化和壮、汉民族交往的进程之中，而西部仍可见到奴隶制的残余。

宋代以来，壮族地区的州、县学已普遍兴建，并出现了书院。广泛推行科举，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古壮字(方块壮字)在唐代出现之后，这时在民间已广泛使用，对壮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儒家学说的普遍传播，对壮族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佛教思想已深人民间，但巫文化思想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壮族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也有所发展。

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清朝中叶～民国)

清朝中叶，以鸦片战争为起点，闭关自守的中国封建社会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西壮族地区与广东、越南交界，有海上通道北部湾，帝国主义的魔爪便伸过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壮族地区进行侵略，使之逐渐发生变化。政治上由于列强侵略，广东等东南沿海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大量拥人壮族地区，使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复杂；中法战争后，法、英直接干涉广西内政，广西壮族地区已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经济上，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农民破产，进而开放口岸，洋货充斥，土产矿产被掠夺，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文化上，列强取得传教的特权，使西方文化、宗教信仰等得以传人壮族地区。在此种情况下，壮族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逐渐萌芽并缓慢发展，壮族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转化。

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壮族人民积极参加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后在旧、新桂系的统治下，壮族地区战争频繁，社会混乱，经济停滞不前。

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壮族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壮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七、民族区域自治时期(建国～自治区成立)

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壮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壮族的历史也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接着，在壮族地区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壮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任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奋斗。第一，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反革命残余武装，巩固人民政权，为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扫清了道路，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企图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所谓的"根据地"的梦想。值得一提的是，壮族儿女在剿匪斗争中英勇作战，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配合人民解放军全歼壮族地区境内土匪，取得剿匪斗争的胜利，在壮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第二，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的封建特权被打垮了，广大壮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挣脱了几千年来束缚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推翻了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翻了身，实现了壮族人民长期以来经过无数次英勇斗争所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壮乡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三，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它是壮族社会历史上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此壮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结成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踏步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由于壮族居住的地域广阔，而且多是山区，交通很不便利，加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长期采取"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挑拨民族内部的关系，制造民族内部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因而壮族人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统一的机遇。基于这一原因，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壮族地区在开展民主建政的同时，开展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1952年12月10日，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6年3月5日改名为桂西壮族自治州)；1958年3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1958年4月1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成立；1958年5月29日，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立。另外还在一些散居有壮族居民的地区建立了壮族乡，使散居的壮族人民尽可能地享受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体现了党对壮乡儿女的关怀，标志着党和国家确认了壮族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开创了壮族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新纪元；标志着壮族人民与各民族兄弟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丁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对发挥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加速壮乡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壮乡人民的生活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1952年12月10日 , 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1956年3月5日改名为桂西壮族自治州 );1958年3月15日 ,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 年4月1日 ,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1958年5月29日,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立。另外还在一些散居有壮族居民的地区建立了壮族乡,使散居的壮族人民尽可能地享受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 体现了党对壮乡儿女的关怀,标志着党和国家确认了壮族 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开创了壮族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新纪 元 ; 标志着壮族人民与各民族兄弟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对发挥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加速壮乡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使壮乡人民的生活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第四节 壮族社会历史的一些特点

壮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历史发展基本上与中原汉族一致,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因素,壮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 这些特点对壮族医药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壮族自古就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

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说明，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 , 在原始社会 , 壮族度 过了漫长的独立发展阶段。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壮族先民就成为了祖国民 族大家庭的一员 2000 多年来从来没有脱离过。

秦始皇时期 , 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 3 郡 , 壮族正式纳入伟大祖国的版图。

汉武帝时期 , 岭南分设檐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9 郡 , 壮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南海、苍梧、郁林、合浦 4 郡。

三国时期 , 壮族先民大部分分布在吴国统治下的交州、荆州 ( 吴后期为广州、荆州 ) 二州范围之内分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高凉、朱崖、高兴、桂林、临贺、始安、始兴 11 郡。

晋代 , 壮族先民分布于广州、交州、宁州 3 州之内 O 西晋初年分设诸郡 同三国时期 (但废朱崖郡 , 合浦郡改为宁浦郡 ) 。其后又有些变化 , 如废高兴郡 , 所属县并入高凉郡。

南北朝时期 , 壮族先民分布地区分属广州、越州、潮州与宁州 O 广州领

18 郡 , 越州领 9 郡 , 潮州及宁州涉及壮族先民分布地区的分别有 3 郡和 2郡。

隋朝 , 在壮族先民分布的地区设有南海、龙川、义安、高凉、信安、永熙、 熙平、苍梧、始安、永平、郁林、合浦、宁越 13 郡。

唐初 , 分天下为 10 道 , 壮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岭南道 ( 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区 ) 。开元二十一年 (733 年 ), 分岭南道为东、西两道 , 设置桂、容、邑3管，下设的州县在唐朝不同年间多次调整、更名 , 据《新唐书·地理志》载 , 分为江南道黔州都督府 11 州 , 岭南道桂州都督府 7 州 , 邑州都督府 25 州 , 安南都护府 8 州 , 剑南道戎州都督府 4 州 , 共计55州。有些州下设领县 , 共 48个县。如江南道黔州都督府的珠州 ( 今广西宜州市怀远镇一带 ) 领多梅、古阳、多奉三县。

五代时期 , 壮族先民所处地区 , 先是北部属楚国 , 南部属南汉 O 后来南汉吞并了北部,于是全属南汉。

宋朝初时 , 仍沿袭羁廉州县 , 后逐渐过渡到土司制度。这些羁康州县主要分布在广南西路的西部地区 , 隶属于笆州都督府、庆远府等。

元朝时 , 土司制度确立 , 广西设西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 隶属于湖广两省 , 下设路、州、县 , 土司地方为土州土县。

明代 , 壮族地区土司府、州、县甚多 , 计有土府 4 个 , 士州 41 个 , 土县 8 个。

清代 , 壮族地区土司制度逐渐衰亡 , 实行改土归流 , 但仍残存小土司 , 直到 1928 年 , 才最后改流完毕。又由于广西东部和北部的壮族大量同化于汉族 , 形成汉族占多数的局面 , 从而逐渐形成现代壮族的分布格局。

二、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政治体制

壮族早期处于蛮荒的边地 , 所属地区非常广阔 , 交通闭塞 , 虽自秦始皇时期纳入祖国的版图 , 但历代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实行"分而治之"、 "以夷制夷"的政策 , 使壮族互不统属 , 以致壮族从来没有形成共同的中心 , 即没有自己统一的政治体制。唐宋之间僚人、壮人起义曾企图建立地方性的民族统一政权 , 也终归失败。唐至德元年 (756 年 ), 西原州首领黄乾耀联合诸桐起兵 , 武装反对唐王朝 , 经过 3 年时间控制了 18 个州 , 建立起僚人地方民族统一政权。宋代皇裕四年 (1052 年 ), 壮族著名民族英雄侬智高发动了反对北宋王朝的起义 , 先后建立大历国、南天国、大南国 , 但这两次起义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壮族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政治体制 , 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壮族地区的发展。

三、壮族从来没有入主中原

中原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 , 是历代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兵家必争之地 , 所谓逐鹿中原 , 就是为了统治全国 , 就必须占有这个地方。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是汉族 , 但也有例外的 , 如元朝时的蒙古族 ,清朝时的满族都曾入主中原 , 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一度坐镇中原 , 当然 与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达到相当的水平有关 , 壮族是除汉族外的第二大民族 , 但如前所述 , 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较落后 , 所以元缘进入中原 O 值得注意的是 , 前述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后 , 均被汉族同化 , 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起到促进的作用 , 而壮族没有这个机会 , 对其自身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四、壮族有很强的向心力

壮族人民在历史上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 , 自觉保护和维持祖国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唐代"西原州"僚人起义 , 宋代侬智高起义他们虽曾"称王置官吏", 或建国号 , 但只是建立地方性的民族统一政权而己 , 并非分裂国家。尤其是侬智高起义的原因 , 是请求内附不允的情况下 , 被迫进行的 , 更能说明问题。宋代壮族人民坚决反击交趾的侵略 , 交趾侵占南宁仅一周便被壮族英雄儿女打败 , 驱赶回河内 , 谱写了壮族人民保卫国土的赞歌。明嘉靖年间 , 倭寇疯狂骚扰我国东南沿海 , 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应召率士兵赴抗倭前线 , 屡建奇功 , 为保卫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19 世纪中晚期 , 壮族人民在援越抗法、保家卫国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本世纪中期 , 壮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 , 取得了援越抗美斗争的彻底胜利。解放初期 , 壮族儿女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 , 主动投入剿匪斗争中 , 并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 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自治区以后 , 更是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 经历了多次运动也没能动摇壮族儿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些事实都说明 , 壮族具有很强的向心力。

五、壮汉文化与医学互相渗透、并存

文化有着复杂的内容 , 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 , 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壮族有着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 所以在长期和中原汉族交往过程中 , 壮汉文化交流呈双向性 , 而不是单向性 , 壮族地区自古至今 , 呈现壮汉文化互相渗透和并存的局面。汉代刘向著的《说苑·善谏篇》记载春秋时代的一首《越人歌》 , 经现代学者研究 , 认为是古代壮汉文化交流的结果。广西上林县壮族首领韦敬办篡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及《智城洞碑》碑文 ( 现仍保存在广西上林县 ), 说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 , 作为部落大首领同时又接受王朝任命封号的州官韦敬办已具备有一定的汉文水平 , 这也是壮汉文化交流发展初期的一种反映。在壮族地区 , 儒家学说普遍传播 , 道教经过改造 , 亦为壮族所接受。在生产技术方面 , 很早就从中原输入铁器在文化教育方面 , 壮族地区兴办学校 ,推行科举 , 习汉文写汉字等 , 都是受中原先进文化传播的结果。同时壮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亦绵延不断 , 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 壮人虽习汉文写汉字 ,但本民族的语言依然存在和发展 , 并产生了方块壮字 , 巫文化、口头文学、民间传说盛行 , 独特的民风民俗代代相传。特别是花山崖壁画、铜鼓、壮锦等 ,更是壮族灿烂文化的代表。

壮族在秦以前基本上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 , 其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系统 , 作为壮族文化体系一部分的壮医 , 这一时期是经验积累的阶段。随着秦始皇统一岭南 , 壮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 壮汉文化交流才有发展 , 一方面先进的中原文化在统治阶级的推行下深入壮族地区 ; 另 一方面壮族地区的文化也得以进入中原。来自中原的儒家思想和道教等 ,通过兴办学校广为传播 , 先进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随着汉人的南迁而进入壮族地区 , 这无疑有效地促进了壮族地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在这壮汉文化相互渗透的过程中 , 壮族医药受到汉文化 , 尤其是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 在原有的壮族医药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 吸收了中医的阴阳、气血、 脏腑等理论 , 充实了壮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 , 使壮医对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传变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 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与此同时 , 中医也从壮医中吸取了痒气、感症等病证观念 , 壮族地区的针刺等诊疗技法和药物 , 尤其是毒药和解毒药也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

有关中医在诊断技术及治疗方法等方面对壮医的深远影响 , 具体内容见第六章。

六、各个社会形态发育均欠完善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历史阶段 , 但是每个国家 ( 民族 ) 所经历的这些社会有先有后 ,时间有长有短 , 社会形态发育有的完善, 有的则欠完善 , 考察这些情况 ( 除原始社会外 ), 有助于了解每个国家 ( 民族 ) 的历史状况。壮族和汉族一样经历 了上述的社会形态 , 但各个社会形态发育均欠完善 , 如中原地区在夏商就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 而壮族地区在秦汉时代才形成奴隶制 , 而且停留在家长奴 隶制阶段 ( 至今关于壮族古代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仍有不同意见 ) 。壮族地 区直到宋朝才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 , 但受羁廉、土司制度的束缚 , 发展缓慢。至于资本主义 ,1840 年鸦片战争后 , 中原地区才萌芽 , 壮族地区的情况就可 想而知了。这些说明 , 壮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都比较落后 , 从而影响了文化思想以及医学的发展。

第五节 土司制度对壮医药的影响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 渊源于秦汉的士官土吏 , 开始于唐宋的羁麽制度，形成发展于元代 , 全盛于明代 , 没落于清代 , 消亡于民国时期。

土司制度从开始到消亡经历了 1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 , 而这一时期正 是壮族医药初步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 所以 , 我们认为土司制度对壮族医药的 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和深远的影响。

一、土司制度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晌

土司制度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央王朝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势力的首领为职官 , 划分其疆界 , 使之"世领其土 , 世有其民", 维持他们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风俗习惯等 , 使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 , 保持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 , 从而促进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壮族地区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双向交 流 , 亦对壮族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光大主编的《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一书 , 把壮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独特性、共华性、包容性和二重性四个方面。其包容性主要体现在 : ①不少土司头人汉文化水平较高 , 吸收了很多汉文化知识。②壮族地区的某些士官和土民原本系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 , 后被强大的壮文化所融化。 ③土司制度本是封建王朝压迫人民的工具 , 却民情易服 , 故能较长期存在。结合史实 , 可以肯定土司制度时期的壮汉文化交流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 , 医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故在壮汉文化双向交流中 , 壮族医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二、土司制度对壮医药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 , 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 促进了壮族地区政治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 同时 , 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也有促进作用 , 具体表现如下 :

1. 土司制度下的医药机构

在土司制度下 , 官方设有医药机构 , 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 , 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 , 明代嘉靖十年 (1531 年 )广西壮族聚居的 40 多个州府县土司均设有医学署 , 如庆远府、思恩县、天河县、武缘县、永淳县、南宁府等 ( 均为壮族聚居地 ) 。这些医学署的医官"本为土人", 在土司家属中 , 亦有专门从事医药工作的人 ( 具体内容见第五章第五节 ), 说明在土司制度下壮医药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 这是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促进作用的一个方面。

2. 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

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表现在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以及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

清代《宁明州志·上卷·祠庙》记载 :"医灵庙在东门外附近城脚。"《邑宁县志·卷四十三·祠祀志》谓 :"药王庙 , 在北门大街 , 东岳庙左侧。"《柳州县志·卷三》称 :"药王庙 , 在西门内。"等等。清代以前 , 壮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西医 , 中医也为数不多。这些被立庙纪念的神医、药王 , 尽管没有标出姓名 , 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间名医 , 在壮族地区即是壮医 , 因为他们的医术高明 , 能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以及他们的高尚医德而受到群众的敬仰。 忻城土司衙门附近 , 现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 " 三界庙 ", 三界是一位内科、外 科、五官科都精通的神医 , 而且名气很大 , 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 , 亦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位神医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 , 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 , 应当说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 ( 土官名 ) 李某赠给名医谭靖修一块牌匾 , 大书"妙手婆心"四字 ; 一些民间壮医因医术高明 , 德高望重而被作为地方名人入选地方志 , 如《融县志》 :" 路顺德 , 古鼎村人 , 赠精医学 , 著 有《治蛊新方》一册。 " 《象县志》 :" 罩德本 , 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损伤。 " 《三 江县志》 :" 侯第福 , 寨壮乡佳林村......善脉理 , 用草药。 " 等等。正是由于壮医药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特殊的诊疗方法和验方、秘方得以初步总结和逐步提高 , 如壮医浅刺疗法、斑麻救法、青蒿绞汁内服治瘴等 , 早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南宋医书分类中 , 还出现了《岭南方》一类 ( 专门列岭南少数民族医方 ) 。清代《柳城县志》指出 :" 病者服药 , 不尽限于仲景叔和 , 间有用一二味草药奇验者。其他针灸之术 , 以妇人尤为擅长。 " 著名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 , 其主要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柳江女壮医楷覃氏。

三、土司制度对壮医药的消极影晌

在政治上 , 土司制度是 " 以夷制夷 " 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土宫是封建王朝封赐而独霸一方的统治者。在士司统治地区 , 土官既掌握着政治特权 , 又完全控制着经济领域 , 这种封建领土专制比起其前的奴隶制来说 , 虽然是社会的进步 , 但它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 , 而是有其反动、罪恶、残酷的一面 , 特别是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朝晚期 , 这种腐朽没落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土官自恃雄长 , 独断专行 , 权力欲膨胀 , 土司间经常发生武装侵扰。在土司家族内部 , 也常因争夺官位而相互残杀。由于长年干戈不止 , 战乱频繁 , 严重地阻碍了壮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 , 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影响了壮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首先 , 是专业壮医队伍受到限制 , 特别是能进入到官办医药机构中的壮医 , 为数更少 , 绝大多数壮医 , 只能流散在民间行医。在清末民间编篡的一些地方志中 , 虽然还有医学署的记载 , 实际上这些机构早已荡然无存 ,也未能重修。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壮医药的学术发展。其次 , 由于分科不细 , 多数壮医的治疗方法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 , 未能进一步提高 , 有的甚至由于后继乏人而淹没失传。土司连年征战 , 对于毒药、毒箭之类的东西 , 作为重要武器之一 , 是比较重视的 , 而对于民间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防治 , 则没有足够的重视 , 因而阻滞了对这些疾病防治的发展。

土司制度下的狭隘、保守、封闭思想意识 , 对于壮医药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据文献记载 , 晋代的葛洪等医药学家 , 唐代的柳宗元等文人流官 , 都曾把中医药传播到壮族地区；宋代威平初年 , 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集验方刻石桂州驿"，邕州知府范旻"下令禁淫祀","市药以施治","并刻疗病方书 , 置诸厅壁"。前述诸人对于中医药的推广做了一定的工作 , 但由于土司制度的落后、保守和封闭 , 壮族地区的中医药是不发达的。如壮族聚居的靖西县直至解放前夕也只是在县城有一二家中药铺。一些读过几本中医书的民间医生 ,"一经临证拟方 , 病人服之有验者殊少。此殆于精微变通之处犹有欠欤"。说明医术并不怎么高明。由此可知 , 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学术 , 在土司制度下 , 未能较多地影响和渗透到壮医药之中 , 这对于壮医药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利的。另外 , 在土司制度下 , 壮族医药还常常被披上迷信的外衣 , 这就束缚了它的发展。

客观地评价土司制度对于壮族医药的影响 , 应该说既有积极的一面 , 又有消极的一面 , 不可全盘否定 , 也不能全盘肯定 , 土司制度对于壮医壮药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保留 , 是有其历史功绩的 , 并使壮医药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外 , 在壮族尚未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的情况下 , 壮医药居然能通过口授心传和部分汉文资料得以流传下来 , 这不能不 认为是与土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的 , 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是不可抹煞的。

第六节 关于壮医药无系统文字记载的问题

和藏医、蒙医、维医、傣医、朝鲜医等少数民族医学一样 , 壮医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些人以壮医无系统的文献史料为由 , 否认壮医的存在 , 这是必须 澄清的问题。诚然 , 壮医没有中医的《黄帝内经》、藏医的《四部医典》那样的经典著作 , 但是历代古籍不乏关于壮医药的记载 , 而且文献不应单纯理解为 文字记载 , 正如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野外工作方面所强调的："有关人种特点的记叙、说明、典型的话语、民俗项目以及巫术仪式的惯用语句 , 都应当作为描述土著居民精神状态的文献内容 , 作为文献整体而记载下来。"据此 , 壮医药的民间口耳相传 , 亦应属文献范围 , 通过代代相传 , 壮医药 得以传播。曾见有一位善治乳痛的民间壮医 , 患者求治时先问清是左乳还是右乳 , 嘱送药上门时不能与医者说话 , 采好鲜草药后 , 径往病家 , 病在左乳者 , 鲜药放在右边门石缝齐胸高处 , 病在右乳者 , 鲜药则放在左边门石缝齐胸高处 , 放药时屏气默想 , 嘱任何人不能与医者说话 , 医者不能索要病家的任何钱物 , 放好药后即离去。这张秘方带有神秘的色彩 , 或许这就是壮医的特色。该壮医于 1985 年去世前将秘方传给儿子 , 儿子又传给孙子 , 至今仍在使用 。又如广西民族学院一位壮族教师祖传下一条治疗糖尿病伴发皮肤感染溃烂的验方 , 由朝天椒、假烟叶、红薯叶各适量组成 , 捣烂外敷 , 确有奇效。如病情严重 , 上药加入由未开眼的仔鼠、童便、石灰混合浸泡的药液同捣 , 外敷 , 则去腐生肌的作用更强。诸如此类的验方在群众中流传得很广泛 , 如现已闻名中外的药线点灸疗法 , 就是根据壮族群众的流传而发掘整理成功的典型。这就提示我们 , 民间调查是发掘、整理壮医的重要形式。壮医药虽然元系统的文字记载 , 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 这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七节 壮族医药存在的原因初探

应该承认 , 壮族医药在总体水平上较中医原始而落后 , 而在长期的壮汉 文化交流中 , 中医早已成为壮族地区人民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 , 壮医仍能存 在发展至今 , 这是为什么 ? 这个问题当然与壮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有关 , 我们在本章第四节第五点已初步论及 , 这里拟结合其他少数民族医学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

医学属科技范畴 , 科技在其发展之初 , 都具有民族性 , 随着科学的发展 和完善 , 就逐渐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 这就是 " 科学无国籍 " 之说。医学也不例外 , 除了通行世界的现代医学外 , 至今仍存在为数不少的民族医学 , 当然 , 民 族医学在其成熟之时 , 也能走向世界 , 世界各地正在掀起 " 中医热 ", 就是证明。我们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 , 在有较之先进的医学存在以及现代医学如此普及的情况下 , 壮医药等少数民族医学仍有活力 , 其原因何在 ? 我们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科学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 但是在历史发展 的某些时期 , 或同一历史发展时期的某些民族、地区 , 科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显得十分重要 , 而实践倒是必不可少的 , 现代社会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而 医学实践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 , 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实践 , 因为这是保证人类繁衍的最基本的需要。甚至动物亦会采药以自救 , 这是一种求生本能。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 有的成为科学 , 走向全球 , 如现代医学 : 有的仍属于本民族的 , 但只要是适用的就能延续下来。

第二 , 民族医药在历史上存在 , 而且延续至今 , 除了前述第一点之外 , 还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壮医之所以能延续至今 , 因为壮族地区历代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都较中原地区落后 , 中医虽早就传入壮族地区 , 但并不普及 , 对有的疾病疗效也不满意 , 而壮医的一些验方、秘方和诊疗技法 ,却往往显示出独特的疗效 , 且壮医主要是口耳相传 , 缺乏文字知识同样可以掌握验方、秘方和技法 , 故较易普及应用 , 这就出现了壮医与中医并存的局面。

第三 , 民族医药之所以能存在 , 还在于其包含有相当的科学性 , 有丰富的 " 含金量 ", 能补现代医学之不足。医学研究的对象最为复杂 , 人以外的事物 , 不管多么复杂 , 大抵都能通过分解的、还原的实验研究 , 揭开奥秘 , 而活生生的人不能分解 , 尸体的解剖又不完全等于活生生的人 , 所以人要认识自身 , 真是困难重重。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 , 科学永元止境 , 医学领域尤其如此。对于癌症或现代瘟疫艾滋病等 , 现代医学至今仍无良法 , 就是对于某些常见病、多发病 , 有时也会束手无策。面对此种情况 , 只能 " 礼贤下士 ", 纷纷要求回归自然 , 把目光转向传统的民族医药 , 中医正是借着这个机遇走向世界的 , 壮医和其他少数民族医学也奋起直追。自 80 年代以来 , 壮医药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 ,1983 年 7 月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把壮医研究列为重点课题。一批壮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等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说 ,壮族医药不仅存在 , 而且正在迅猛发展!

第二章 壮族地区地理、经济、文化、民俗与壮医药的关系

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 , 壮族医药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区域性 , 其形成及 发展除了与壮族地区特定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外 , 还与其自然地理环境、 气候特点、经济、文化、民俗等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节 壮族地区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与壮医药的关系

古人早已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对医药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 《黄帝内经》对这个问题有专门论述。

壮族聚居地区位于东经 99°57'到 112°, 北纬 21°31' 到 26°45' 之间 , 地貌基本特点是：西北高 , 东南低 ,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四周高 , 中间低 , 四周多山 , 中部和南部多平地；山地广阔 , 平原狭小, 岩溶广布。气候特点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温度 20 ℃左右 , 夏季日照时间长 , 冬天霜雪较少 , 雨量充沛 , 夏湿冬干 , 故暑、湿、火、热等致病因素易侵犯人体而发病 , 特别是痧、瘴、毒等地方病 , 发病率很高。岭南地区自夏至秋 , 暑气炎蒸 , 燥热燔灼 ,淫雨连绵 , 致使草木腐败 , 虫蛇死亡 , 沟渠污垢等酿成秽浊之痴气 , 在这种环境下 , 易使人气血阻滞而发为移症 , 可见哪病的发生与气候环境所致的空气秽浊有关。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指出瘴气是由 " 杂毒因暖而生 "," 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 " 。《岭外代答》则指出 , 瘴气是由地产毒药污染水源所致。壮族先民常结合壮族地区特殊地理环境给痒气定名 , 如毒水瘴、蛇瘴、蜓蚓瘴等。壮族地区古代草密林茂 , 素有 " 岭南多毒 " 之说。所谓岭南多毒 , 一指岭南气候条件适合生长的毒草、毒虫、毒蛇多 ; 二指气候炎热 , 草木、动物腐烂后污染水源造成、水毒、蛊毒多 ; 三指岭南先民在狞猎、战争中利用草毒、蛇毒制成的毒箭多。

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 , 壮族先民总结出了许多治疗痧、瘴、毒等病症的方法 , 发现了大量有效的药物 , 尤其是动物药、毒药和解毒药。由于气候炎热、草木旺盛 , 毒药及解毒药的品种很多。《本草拾遗》曰 :" 岭南多 毒物 , 亦多解物...... " 《海药本草》载 :" 岭南多毒 , 家家贮之。 " 《诸病源候论· 蛊毒病诸》记载了岭南但人 ( 壮族先民 ) 使用的五种毒药 : 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壮族先民使用的解毒药范围很广 , 主要有解虫毒、解蛇毒、解食毒、解药毒、解金石之毒、解箭毒、解蛊毒等 O 还有一些解毒范围很广的解毒药 , 如《本草拾遗》载 :" 陈家自药 , 味苦 , 寒 , 无毒 , 主解诸药毒...... " 由于壮族聚居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很适合各种动物生长繁殖 , 因而动物繁多 , 而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则形成了喜食蛇鼠及各种山禽的习惯 , 天长日久 , 对这些动物的药用价值有了独到的认识和体会 , 如《桂海虞衡志》载 : " 石鼠......治咽喉疾效如神......凤猩......其溺及乳汁主大风疾 , 奇效。 " 〈本 草拾遗》载 :" 珉瑭......但人刺其血饮 , 以解诸药毒。 " 《梦溪笔谈》指出 :" 邑州所贡蓝药 , 即蓝蛇之首 , 能杀人 , 蓝蛇之尾 , 能解药。 " 直至现在 , 壮医对使用 牛黄、庸香、鹿茸、猪胆、熊胆、五灵脂、毛鸡、鸡内金、蛇胆、蛤蛤、白花蛇、瞻酥、海马、蜂房、蝉蜕、桑螺蜻、乌贼骨、牡蜘、龟板、鳖甲、珍珠、蜓蚓、娱蛤等动物药有独到的经验 , 用之于临床每获良效。壮民们生活在野生动物繁多 的环境中 , 被动物咬伤、撞伤是在所难免的 , 因而对动物伤害的防治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 尤其是对毒蛇咬伤的防治更有特色 , 壮乡的 " 蛇药 " 、 " 蛇医 " 早已遐逐闻名。据《广西药用动物》统计 , 广西常用的动物药有 125 种 , 是壮族人民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至今壮族民间尚有 " 扶正补虚 , 必配用血肉之品 " 的用药习惯 , 壮医擅长使用动物药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除药物治 疗外 , 壮族先民还总结了许多其他疗府、治瘴、解毒的治疗方法 , 如刮痧、针刺、针挑、烧针等。例如 , 由于气候炎热 , 多雨潮湿 , 故易生痈疡, 山高林密易于受伤 , 且伤口极易成脓, 由此而开创了浅刺、浅割排脓疗疮治伤的外治法。 壮族先民在山多石多的生长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明了砭石治病的方法。树林、动物繁多 , 提供了原始的针具材料 , 且随处可得 , 如植物刺针、骨针、箭猪毛针等为木刺、骨刺、竹筒罐等疗法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壮族先民发明运用的许多治疗方法 , 至今仍在壮乡各地流传 , 是壮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 , 为壮族人民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巫文化与壮医药的关系

巫文化即巫术文化 , 巫文化的核心是信仰鬼神 , 以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 , 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 巫术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 它不仅影响道教文化、文学艺术 , 而且影响到民族、民俗、宗教、医药、饮食、器用、经济生活、天文历法、教育、法律、哲学、音乐、舞蹈、美术、民间文艺、工艺、功法、戏曲、文字以及物质生产的各个方面 , 尤其对医药的影响甚大。

壮族先民越人重巫 , 文献不乏记载 , 汉代越巫风曾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 , 可见壮族巫文化影响之深广。清代 , 南方壮族地区仍盛行巫风。直到现代 , 壮族地区仍见巫之遗风。

医巫同源、医巫并存的壮族地区文化发展特点 , 对壮医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年代久远 , 且缺乏文字记载和实物见证 , 只能够根据民俗民风述其大略。

巫术和宗教的起源密切相关 , 在时间顺序上巫术先于宗教 , 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 , 法术 ( 巫术 ) 的行为常与最庄严的宗教礼仪相混杂。壮族有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 , 但这种宗教信仰意识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上 , 可划归巫教的范畴 , 基于这种情况 , 我们在探讨巫文化与壮医药关系的时候 , 就必然牵涉到壮族宗教的有关内容。

生活在生产力十分低下时代的壮族原始先民 , 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 诸如地震、洪水暴发、火山爆发等 , 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日出、日落、刮风、下雨、雷鸣、闪电等等元穷变化的大自然奥秘元法解释 , 特别是对人在夜间做梦和生老病死更感到神秘莫测。因此他们便开始无边无际的幻想 , 最终臆断世界之外一定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的境界主宰自然和社会。在他们看来 , 风调雨顺能使万物顺利生长等这一类有利于他们采集、生活的事是主宰自然的神秘力量对人类及大自然发善的表现 ; 而洪水、地震等给人类造

成的灾难 , 是主宰自然的神秘力量凶狠、愤怒的发泄。于是他们便幻想着去寻找一种超自然的神力 , 并通过它来消灾除祸 , 驱瘟防病 , 排除饥饿 , 并能偿其所愿地让气候、动物、庄稼、健康、寿命等遵从他们的意愿 , 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安慰 , 精神上有所寄托 , 这样就产生了巫文化。

宁明花山崖壁画的人物形象 , 除了舞蹈动作以外 , 还有些可能是诊疗图 , 既有施术者和持器 ( 具 ) 者 , 又有受术者 , 结合崖壁画的祭祀场面 , 联系壮族先民的巫文化特点 , 应当说崖壁画有巫医治病的内容。

壮族宗教观念认为 , 灵魂能支配人的精神 , 并对生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