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首先提出了“勿用相恶相反”的用药配方理论，后世医家则据此提出了“十八反”、“十九畏”的配伍禁忌，并流传至今……

中药有配伍禁忌，这是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的。

“本草言明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藻戟遂芜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这就是有名的“十八反歌诀”。所谓“十八反”，即：乌头反贝母、瓜蒌、半夏、白蔹、白芨;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细辛、芍药。“十九畏”指的是：硫磺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赤石脂，人参畏五灵脂。

“十八反”、“十九畏”是目前中医药界普遍使用的配伍禁忌。其中“相畏”配伍可使药物某些方面的功效减弱，并非绝对禁忌;而“相反”配伍则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不可合用。

但是，遍览中国古代医家的经典医籍，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诸多名医大家所创制的方剂，却不乏剑走偏锋、独出心裁，用相反相畏的药物配伍所制成的方子，用于临床各科疑难痼疾的治疗，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以毒攻毒”的经典医案。

沉疴用猛药，“反”“畏”不绝对

在《神农本草经》问世后不到二百年，东汉时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金匮要略》中，就用了不少相反相畏的组方。比如在治疗寒气厥逆一症时，张仲景用了“十八反”中的半夏与乌头同居一方，名曰“赤丸”;在治疗顽固性痰饮时，他又用了甘遂与甘草相反的药物配伍，制成“甘遂半夏汤”。

到了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创制的由反药或畏药组成的的方剂有146个，比如治疗全身浮肿的“大豆汤”，就将甘草、甘遂、乌头、半夏两组反药同用，取其大吐以去湿，相反相激，取得良效。

此后，历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仍不时地大胆采用“反”、“畏”之药组方。例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中的“海藻玉壶丸”，甘草与海藻相伍，用于治疗瘰疬之症;清代医家吴瑭《温病条辨》中载“化症丸”，人参与五灵脂同用;《红楼梦》中所载的贾府常备中成药“十香返魂丹”中，就用丁香与郁金组方。而明代朱棣的《普济方》中则收载了248个反药方剂，可谓是中医反药畏药方剂的集大成之作。

“有毒”似“无毒”，用药有玄机

既然相反相畏之药合用可能有毒性，上述医案又何以能够救人呢?

中医自上古即有“大毒去病，十去其六”之说，认为祛病愈疾的药物即为“毒药”，而补虚扶正的药物看作“无毒”。明代医家张景岳曾说过：“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恶也。”

因此，中医专家如张文元、林通国等提出了药物配伍“拮抗学说”的新的学术观点，认为相反相畏之药并用，彼此拮抗而缓和了毒性;另外，两毒相激，有协同和化合的作用，从而增加了临床疗效。他们提出相反相成、相反相夺、相反相激、反畏相激等新的学术观点。这种师古而不泥古，勇于创新的观点和临床经验，是对中药配伍毒药攻邪的古典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到了现代，科学家们也在通过药理研究和动物实验，验证“十八反”、“十九畏”的科学性，研究数据表明：甘草与甘遂合用时的毒性大小，取决于甘草的用量比例;贝母、半夏与乌头配伍，则未见明显的毒性;而细辛与藜芦同煎，则导致了实验动物的死亡。

可见，中药的“反”、“畏”，是前人经验的总结，自有他的道理。那些反药方剂的产生，往往是针对个别的病例，非猛药不可救，不能说具有普遍性。对于普通患者而言，目前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若无充分根据和应用经验，一般不应以相反相畏之药合用。特别是缺乏医药专业知识的患者，更不能自作主张、“以毒攻毒”，乱用“相畏”、“相反”的中药。